前言:有人說董師是道家針法，觀老師行跡似未用過道家手法，亦未曾修練過道家養生之法；有人說董師是禪家針法，觀老師雖常獨坐靜思，然似未作過禪修，亦未曾進入禪家離象不惑之境；有人說董師是仙家針法，老師常於酒後醺然之際特有靈感，下針效果甚佳，有詩仙李白飲酒詩境彌高之風。然此皆與董師之學術淵源無關，此篇皆不涉此，僅以臨床之實際觀察體會及驗證進行探索。
董氏奇穴(董氏奇穴者，恩師 董景昌老師之家傳針灸也)當今在世界頗為風行，已成針灸的一門顯學，但迄無一篇探索其淵源承緒之文章，猶記七零年代曾與台灣第一名醫馬光亞老醫師談起董氏奇穴之可能淵源，馬老認為董氏奇穴及針法頗有東垣針法之風範，本人亦有同感。蓋一九七四年時，馬醫師景仰董老師，曾由本人報告董老師後，董老師欣然邀馬醫師前往診所，兩老曾數次見面相談甚歡。個人在七零年代後期曾寫過幾篇探索中醫學派的文章(見中醫文摘1981第二、三期)將四大家歸為河間學派及易水學派，也曾對董師之可能淵源進行過研究，董氏奇穴顯然與金元四大家之針法，頗為相像，與《東垣針法》尤為類同。當年(1975年)余參加中醫師特考時，曾讀破兩本《針灸大成》，其中列有《東垣針法》，亦讀之甚詳。今日回頭再次研讀李東垣之著作及《東垣針法》，再次進行探索，認為董氏奇穴確然與金元四大家之針法，頗為相像，與《東垣針法》則更為類同，看來，這些探索仍有其一定意義。
研究針灸者多半皆知:針灸自晉唐以降，側重於經脈、俞穴位置之考訂。又唐代重灸術而輕針刺，以致在針刺理論未見提高，手法方面亦無新的創見，對於方劑和藥物的整理研究，亦忽視理論的研究和提高。及至金元，此一形式乃突然丕變。《四庫全書總目》說:「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金元時期醫學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為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震亨，醫史學家將此四人稱之為"金元四大家"。這幾位人物皆是針藥精通者，他們除在藥物的應用有其獨特突出的經驗外，在針刺的應用理論上也各據他們的學術特點提出新的創見，其中不少觀點對金元以至明代甚至現代的針灸學術都有一定影響。
四大家通過大量實踐，提出和充實了經脈辨證；及五俞穴的應用；刺絡瀉血法、針法陰陽引針，同精導氣，治療隨證施治，重視脾胃中焦等學術論點，這些至今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董氏奇穴與這些方面有相當的類近思想。尤其是與李東垣之思想更為接近。李氏除善用五俞穴取穴以外, 取俞穴、募穴分別治外感與內傷。董氏奇穴在手腳部位之奇穴，其功用多與五輸穴相關，且董師發揮更多功能與主治，足見其運用五輸穴之精之高，老師亦重視胸腹之募穴，及背部之俞穴，但為了安全及方便皆以輕手法刺血為主，則似更進一層。
在針刺方法上,李氏也常採用瀉血祛邪的方法，臨床更是時常以刺血治大病。李氏認為針剌治病應用補或瀉的方法,應根據《內經》「導氣」「同精」的學說。按《內經》以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 不主張使用較大的手法。董老師之針法亦主張徐入徐出，不使用較大的手法。李氏調理脾胃的學術思想及方法，對後世影響尤大，觀董氏奇穴之治療思想與方法，這方面與李氏亦關係密切。下面就來談談李氏及金元四家在這些方面的特點，同時看看董氏奇穴與這些方面的類近關係。
一、循經取穴，充實經絡辨證
劉完素重視十二經脈的氣血多少，作為辨證及針刺的依據。他說:「凡瘡瘍可灸刺者，須分經絡部分，氣血多少，俞穴遠近。」又如在《保命集‧中風論》中對中風的治療，也是依據病邪所中的經脈，表現出不同的症狀而在四肢遠端選穴治療的，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對「手足陰陽經合生見證」即表裏經同時發病做了三十三條補充。充實發展了經絡辨證，如「喘手陽明、足少陰、手太陰」。認為喘與肺、腎、大腸經有關，三經「合生見證」。又如: 「鼻鼽衂，手足陽明、太陽」這是因為此三經分布於鼻之周圍，所以流鼻涕及鼻血就是手足陽明胃大腸、太陽膀胱之病…。這些為後世經絡辨證開闊了視野。
李東垣亦重視循經取穴，如治「腰痛上寒不可顧，取足太陽、陽明；腰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俯仰，取足少陽。蓋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入腹，經所過處，皆能為痛，治之者，當審其何經所過分野，循其孔穴而剌之」。
董氏奇穴定名為董氏正經奇穴學，當然也重視十四經及循經取穴，這方面的用例甚多不勝枚舉。
二、注重五行，活用五輸穴
『五俞穴』首載於《靈樞·本輸》篇:「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絡始，絡脈之所別處，五俞之所留，六腑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臟之所溜處」。《內經》之後，歷代醫家使之不斷發展。至宋金元時代，四大家的著作中均根據內難五俞穴所言:「所出為井，所流(留)為滎，所注為俞，所過為原，所行為經，所入為合」用於臨床，而稱為「流注針法」。將『五輸穴』廣泛用於臨床。
從劉完素《保命集》中所記載的許多例病症的針灸治驗中可以看出，用穴只有30餘個，除少數採用風府、百會、承漿等任、督脈穴外，多數則是採用井、滎、俞、原、經、合等五輸穴。劉氏將中醫基本理論與針灸五輸穴巧妙的融合用於臨床，充分體現了中醫基本特點之一的辨證施治特色。
李東垣對於五俞穴的補母瀉子之法，則是與《內經》標本治則相結合，如「假令肝受心火之邪，是從前來者為實邪，當瀉其子火也，然非直瀉其火，十二經中各有金木水火土，當木之分，瀉其火也，故標本論云，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既肝受火邪，先於肝經五穴中瀉滎火，行間穴是也。後治其標者，於心經五穴內瀉滎火，少府穴是也。……假令肝受腎邪，是從後來者為虛邪，虛則當補其母，故標本論云，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既受水邪，當先於腎經湧泉穴中補水，是先治其標，後於肝經曲泉穴中補水，是後治其本，此後治其本者，推其至理，亦是先治其本也」。這裡指出病從子臟火經來，針肝經本經之火穴與子經火經之火穴。病從母臟水經來，也就是針母經之母穴，及本經之母穴。
李東垣的學生王海藏對於五俞穴中的原穴，認為具有補及瀉的雙重性。他說:「假令肝經病，於本經原穴亦針一針，如補肝經來，亦於本經原穴亦補一針，如瀉肝經來，亦于本經原穴瀉一針，如餘經有補瀉，仿此例，亦補瀉各經原穴」王氏此說，元‧杜思敬輯入《雲歧子論經絡迎隨補瀉法》一書，稱為「王海藏拔原例」。這是根據《難經》「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而來，但王海藏氏首先提出腧穴具有補瀉雙重性的見解發古人之所未發尤為可貴。
董師亦認為穴位有雙相調整作用，亦有相對平衡點，董氏先祖根據其雙向性發展出動氣針法，不補不瀉，是可能的。我曾在在1975年所寫的《針灸經緯》之「動氣針法」中曾提到:「董師之董氏奇穴施術簡便，僅用「正刺」、「斜刺」、「深刺」、「皮下刺」、與「留針」等手法即可達到所期望之治效。由於不拘泥於補瀉，董師研創出另一套平補平瀉的特殊針法一動氣針法與倒馬針法。動氣針法簡單實用；且在不明虛實證狀前亦可使用」。
三、從陰引陽，從陽引陰
劉完素治療中風提出了「從陽引陰」及「從陰引陽」之法。在「大接經從陽引陰治中風偏枯」提到了其方法。此法是指針刺穴位之經絡次序而言。也就是按─陰一陽的經脈流注順序，各取每一經的井穴刺之。所稱"從陽引陰"是按膀、腎、心包、三焦、膽、肝、肺、大腸、胃、脾、心、小腸的次序。「從陰引陽〃是按肺、大腸、胃、脾、心、小腸、膀、腎、心包、三焦、胃、膽、肝的次序。
李東垣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發揮，東垣針法說:『 陰病治陽,陽病治陰。陰陽應象論云: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陰病治陽,陽治治陰,定其血氣(血氣原作血脈)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導引之。』是說:陽病性剛,治剛要用柔法,陰病性柔,治柔要用剛法。必須確定邪在血分還是在氣分,按其各自的規律治療,對血實的病,宜用放血之法；對氣虛的病,應當用導引之法,以使其氣機旺盛。"
「從陰引陽」「從陽引陰」本係《內經》中針灸理論之精華。從李東垣在《脾胃論》及《東垣針法》中對俞募穴的運用，及對「從陰引陽」和「從陽引陰」理論的闡發可以看出，若非精通《內經》之要旨，實難如此以深入地運用其理論。
(一)陽病在陰，從陰引陽
對陰盛陽病者(陽病在陰),「 從下上者,引而去之。上氣不足,推而揚之。……陽病在陰,從陰引陽,去其邪氣於腠理皮毛也。」是說:病從足下起而向身軀發展的,須順其勢引清氣上行以祛病邪。上焦心肺的清氣不足,就用推而上揚的方法使上氣充足。對陰盛陽病者,使用從陰中引陽氣之法,使邪氣從腠理皮膚外瀉。
又說：「陽病在陰者,當從陰引陽；是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又曰：飲食失節,又勞役形質,陰火乘於坤土之中,致穀氣、營氣、清氣、胃氣、元氣的不得上升滋于六腑之陽氣,是五陽之氣先絕於外。外者天也,下流伏于坤土陰火之中,皆先由喜怒悲憂恐為五賊所傷,而後胃氣不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則元氣乃傷,當從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揚之,以伸元氣,故曰從陰引陽。」陽病在陰,是指陽氣下陷於陰分而致之陰盛陽虛之症。治此症,應當從下焦陰分引得陽氣上升於陽分。飲食失節,又勞役形質,陰火乘於坤土之中，元氣乃傷,當用胃之合穴足三里,以推而揚之的手法,以助長元氣。所以將它稱為「從陰引陽」。
「若元氣愈不足,治在腹上諸腑之募穴。若傳在五臟,為九竅不通,隨各竅之病,治其各臟之募穴於腹。……凡治腹之募,皆為元氣不足,從陰引陽,勿誤也。若錯補四末之俞,錯瀉四末之滎,錯瀉者,差尤甚矣。」這是說:如果元氣日益趨於不足,則應取在腹部的六腑的募穴來治療。若病傳於五臟,表現為九竅不通,就其所現的不同症狀,針其在腹部的各臟的募穴……針腹部之募穴,都是治元氣不足之症,這是由於陽氣不足,陰氣有餘所致,一定要用腹部募穴引陽氣上行。假如錯補四肢的俞穴或錯瀉四肢的滎穴,都是不對的,尤其是錯用瀉法,其後果更為嚴重。
(二)、陰病在陽，從陽引陰
對於陰病在陽者，東垣曰:「夫陰病在陽者,是天外風寒之邪,乘中而外入,在人之背上腑俞、臟俞。……治風寒之邪,治其各臟之俞,非止風寒而已。六淫濕暑燥火,皆五臟所受,乃筋骨血脈受邪,各有背上五臟俞以除之。…六淫客邪有餘之病,皆瀉其背之腑俞…。」陰病在陽是指風寒之邪侵襲肌表,傳裏傷陰致成陰經之病。陰邪侵襲肌膚,自然界的風寒乘虛而從背俞和臟俞的部位,由外而入。……治風寒之邪,必須針各臟的腧穴,不僅只是外散風寒而已。六氣(風、寒之外還有暑、濕、燥、火〉傷人,都能導致五臟受病，筋、骨、血脈受邪，都能刺背部各自對應的五臟俞穴。……六淫之邪(中暑中濕中燥)中人所導致的實證,都可在背部這些腑俞上用瀉針法。董師對風寒風熱之症狀也常在背部俞穴刺血。
「另有上熱下寒。經曰:陰病在陽者,當從陽引陰,必須先去絡脈經隧之血,若陰中火旺,上騰於天,致六陽反不衰而上充者,先去五臟之血絡,引而下行,天氣降下,則下寒之病自去矣。慎勿獨瀉其六陽。此病陽亢,乃陰火之邪滋之,只去陰火,只損脈絡經隧之邪,勿誤也。」上焦陽亢而下焦陰寒,要將上焦獨亢之陽熱引入下焦,須先瀉絡脈中之血。若下焦陰火旺盛，逆於上焦,致火邪上充時,先刺其五臟之血絡,引熱下行。使下寒得除。這就是從陽引陰之法。千萬不要單瀉六陽經之絡。由於陰火之邪資助六陽之邪而成陽亢,因此,只須降陰火,只要疏通經絡之邪就能達到治療的目的,切不可誤治。)
董老師治病多為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善於以陰治陽以陽治陰。又老師善用滎俞，其在滎俞之間之穴位甚多，作用多而效果大。董老師善用滎俞，火散火菊火連有瀉陰火之作用，瀉陰火以陰經為主，刺血絡亦可包括絡穴，董師刺脾經絡穴火菊穴即是公孫絡穴也，可散頭面上焦之火，此火菊穴之命名也。又火散火連皆陰經之滎俞，亦合乎慎勿獨瀉其六陽也說。
四、同精導氣，治以滎俞
李東垣對於《靈樞‧五亂》篇有較大的發揮與補充。《靈樞‧五亂》篇只提出了針刺滎、輸穴進行治療,而李東垣則通過由理論到實踐的認識過程,不僅採用《靈樞》中已經有的腧穴,同時,在《脾胃論》中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治療方法和刺腧穴。
東垣將《靈樞‧五亂篇》的全文基本引用,並且加以補充說明,主要地是論"同精導氣"的機理,重點敍述了針刺方法, 皆以取滎穴和俞穴為主。如:「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俞神門,大陵,同精導氣,以復其本位。」「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榮、足少陰俞:魚際、太溪。」
「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章門、中脘。因足太陰虛者,於募穴中導引之於血中。…胃虛而致太陰無所稟者,於足陽明之募穴中引導之。…」即氣亂於腸胃者取脾之募穴章門,胃之募穴中脘, 疏導經氣,從陰引陽。並取足三里穴升陽益胃健脾補中。
「氣在於頭,取之天柱,大抒,不知，取之足太陽滎、俞(通谷、束骨)。先取天柱、大杼、不補不瀉,以導氣而已。取足太陽膀胱經中,不補不瀉,深取通谷、束骨。」李氏認為, 氣在於頭先取天柱、大杼二穴,不使用補法,又不使用瀉法,而是用徐入徐出的導氣方法而已。取足太陽膀胱經也是用不補不瀉的方法, 用針深刺主要是通暢太陽的經絡。以足太陽滎、俞通谷、束骨治療頭部病，是常用的取穴法，即所謂之『頭有病而腳上針』，因距離病處甚遠，所以深刺之。又不用補瀉，以徐入徐出的導氣方法即可，董師之針法亦同此，然針刺得氣候囑咐病患活動頭部，則效果尤佳。
「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手足陽明之滎、俞，二間、三間,深取之;內庭、陷谷、深取之。視其足臂之血絡盡取之,後治其痿厥,皆不補不瀉,從陰深取,引而上之。上者出也,去也。皆陰火有餘,陽氣不足,伏匿於地中者,滎血也。當從陰引陽,先於地中升舉陽氣,次瀉陰火,乃導氣同精之法。」李氏認為氣在於臂足先用針法通暢四肢絡脈的血脈,然後取其手足陽明之滎、俞(二間、三間深取之,內庭、陷谷深取之)治療四肢痿軟和手足厥逆,都用不補不瀉的方法,採深刺法出其伏匿的清氣, 從陰引陽，引導清氣上行,去其上淩的濁氣。
以陽明,少陽之滎、輸(二間、三間深取之,內庭、陷谷深取之)治療四肢痿軟和手足厥逆,，也是常用的取穴法，所謂「滎俞治外經」，此證以上治下，以下治上效果尤佳，亦以深刺為主。也不用補瀉，董師之針法亦同此，常取滎俞附近穴位治療頭部及四肢在遠處扎針，皆以深刺為主，亦不補瀉，針刺得氣候囑咐病患活動頭部，則效果尤佳。
導氣同精也就是東垣所用的補瀉方法。東垣針法說:「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這段是說:黃帝問補瀉方法是如何?岐伯說:緩慢地進針與出針,叫做導氣。行針中見不到補瀉之象,叫做同精。此症不關乎衛氣有餘,也非營氣不足,而是營衛之氣紊亂相干所致。
李東垣從脾胃觀點出發。其補瀉法即是「徐緩進針, 徐緩出針,重在疏導經氣,針法上沒有明顯的形式,其目的在於保養精氣(同精也),」李東垣之「同精導氣」重在取穴,主要是採用五臟之滎穴、俞穴。榮穴屬火,可瀉邪熱陰火(董師之火散相當於然谷即為滎穴),為養元氣消陰火之常用穴；五臟之俞穴,亦為原穴,五臟以俞為原,原穴與三焦之氣相通,三焦為元氣之別使,元氣發源於腎間動氣,受脾胃之氣的溫養,為生命之根,十二經之本,重用各經之俞穴(及六腑之原穴)就在於益氣升陽,生發元氣，調治脾胃，這正合於李東垣補土派的學術思想。(董師之火連為脾經俞穴太白，瀉陰火並益氣升陽)
董老師也重視取穴。手法也不主張過於複雜。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董師亦持此主張，以平補平瀉之動氣針法為主，在《董氏針灸正經奇穴學》第二頁中說: 「施針手術簡便，僅用正刺、斜刺、淺刺、深刺、皮下刺上轉、下轉、留針等各種手法，即可達到所期望之療效，不必拘泥於補瀉等理論」…「不採彈、搖、撚、擺等手法，可減少患者之痛苦」。既不用補瀉亦不用彈、搖、撚、擺等手法，當然就更不談燒山火透天涼，也不用什麼導氣傳氣等手法。主要也是避免損傷胃氣。由於董師重視取穴，其用穴從整體宏觀出發，醫術乃能日益進步提高，與專注於手法之導氣行氣，拘一穴而忘整體者，實不可以道里計，所謂「重手法者其術益窮，重取穴者其術益精」是也。
五、善用刺血，承續發展
金元四大家均善用放血療法。由於各有獨自的臨床特點，加上各家的師承及學術觀點不同，又促使四家在刺絡方面形成了各自爭鳴的局面，將刺絡瀉血療法推上一個新的高度及境界。
劉完素之瀉血，出血量不多，但長於刺血瀉熱。劉完素主火，極為強調火在病機中的作用。在解釋病機十九條時，他認為多屬火熱為病。這與當時他所處的環境熱病流行較多有關，他在治療火熱病的過程中，提出了一整套系統的清熱瀉火方法，除了善用寒涼藥物，也長於以針灸瀉血療法清瀉火熱，其以瀉血療法清火熱對後世影響甚深，直至今日，臨床上治療實、熱證亦多採用瀉血療法。
張從正(子和)嘗得眼疾百餘日，羞明隱澀，腫痛不已，忽眼科醫師姜仲安於其頭眉部刺血，三日平復如故。而自嘆曰:「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學醫半世，尚闕此法，不學可乎?」可知張從正因驚嘆刺血之效，而後學得刺血療法並擴大用之。
張從正的剌血特點是「三多」，第一，運用排針多。第二，針刺部位及針數多，第三，出血量多。其瀉血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余之同門于永林醫師之刺血量甚為可觀，可謂當今第一，療效甚佳) 張氏善用刺血通調經絡，活血化瘀，解毒排膿。他在治療上主張用汗、吐、下三法，以攻下逐邪見長，其治療特點不僅表現在用藥上，也突出地表現在瀉血療法上。他在《儒門事親》中指出:"宜其血在表，故宜汗；其火在上，故宜吐；以其熱在中，故宜下。出血之於發汗，名雖異而實同」。可見，瀉血療法屬於汗法的一種。張氏善用瀉血療法名著古今，《儒門事親》一書的針灸醫案其中許多採用了瀉血療法。其刺血療法為後世針刺刺血療法奠定了基礎。
張氏認為「出血當識經絡氣血多少，凡血少之經，不宜出血」，「故出血者宜太陽、陽明」後世醫家根據《內經》氣血多少的學說臨床實踐，甚有效果。竇漢卿在《標幽賦》中亦強調「先詳(氣血)多少之宜，次察應至之氣」「定腳處以氣血為主」，或可說是此一學術的影響與傳承。董師亦不能排除這種學術上的影響和先後承啟關係。如手足陽明手足陽明多血多氣，董師就最常在陽明經之四花中外刺血。又如足太陽經多血少氣，故凡身熱、頭痛、嘔吐、腹瀉等熱實之證，在委中穴瀉血，往往可取得良好的療效。董師刺血亦多在尺澤、委中。刺血最多。
李東垣很重視瀉血療法。刺血療法，是他針刺治療中最突出的例子，他說:「汗大泄者，津脫也，急止之，三里、氣街，以三棱針出血。若汗不減不止者，於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董老師亦於四花上中外等穴刺血。
李東垣之放血療法多用於實證、痛證,如:「大煩熱不止,晝夜無力,剌十指間出血……百節酸疼,實無所知,三棱針刺絕骨出血:熱無度,不可止,陷谷出血:腰痛,昆侖、委中出血。」《蘭室秘藏》中載:「治目眶歲久赤爛,……當以三棱針刺目眶外,可瀉濕熱」但有時也用於虛證，如《脾胃論》中說:「如大汗瀉者,津脫也,急止之……三里、氣街以三梭針出血，若汗不減不止者,於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
東垣對血凝不流者，指出當先用放血療法，去其壅滯，使經絡氣血通暢。東垣針法中「血實宜決之」對血實的病,宜用放血之法這種刺血療法，為我們後世以針刺祛邪扶正，提供了有效的指導作用。董老師就常用刺血療法治療各種久病瘀血之病。
朱丹溪吸收各家之長，瀉血療法對於實證、熱證，及虛實挾雜病證，皆常應用，較之劉張李三家更加完善。丹溪對放血療法尤為常用。如《丹溪心法‧疠風》一節，記述用三棱針剌委中出血法，瘀血腰痛亦用此法;《脈因證治》稱吐血久不愈，用三棱針刺氣沖出血法；治喉痹剌少商放血法，也曾指出放血係治療危急病之首選。
對於藥物不效者有結合針刺治療而收功治癒者。如《格致餘論‧痛風論》:「鄰鮑六，患血痢，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曰:此惡血入於經絡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愈。」說明刺血療法可補藥物治療之不足，針藥結合應用能提高臨床效果加速痊癒。
六、重視脾胃及火邪
脾胃學說是李東垣整個學術思想的中心。李東垣用脾胃學說指導針灸臨床，東垣針法曰：胃氣下溜,五臟氣皆亂,其為病互相出見。在病理上李氏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觀點,除了創立了名方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等升陽益胃健脾外。更將脾胃學說靈活運用於針灸臨床。對於脾胃虛弱,飲食不下,從陰引陽,多先取足三里穴。綜觀《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等書,可知其極為重脾胃之氣，其調補脾胃主要用上巨虛、下巨虛、足三里、氣海、血海等穴。針這些穴能調整脾胃氣機、升舉陽氣。印證了李東垣將脾胃學說與針灸臨床緊密結合。
董氏奇穴多用四花穴群，多在胃經上，與上巨虛、下巨虛、足三里皆有交集，又天皇、下三皇在脾經上，其中之天皇副穴亦與氣海之作用相仿，即充分表達了董師的脾胃思想及臨床較之東垣更為豐富 朱丹溪之丹溪心法說:「凡鬱皆在中焦」，指出脾胃居中，為升降之樞紐。又說「百病中多有兼痰者」，此即後世百病皆生於痰之由來。
董師重視痰病，認為痰瘀為疑難雜症之原因而多見，在四花外穴(相等於豐隆部位)周圍刺血，專治疑難重證，其在少陽陽明兩經夾經之間之多個穴位，如一重二重三重，足五金足千金，側三理側下三里皆能治療風痰為患之病。
劉完素是著名的主火學派的代表人,之所以十分強調火在病機中的作用,蓋「病機十九條」火病最多，與當時他所處的環境熱病流行較多也有關，劉氏在治療火熱病的過程中,提出了一整套清熱瀉火的方法,不僅善用寒涼藥物,同時亦包括針灸療法在內, 以長於瀉血療法瀉火為特點。
李東垣主陰火論(氣虛而火旺)，善用補法，但對痰火、虛中夾實也善用瀉火散火，其目的是為補脾胃之氣提供條件，以達到祛邪扶正之功。丹溪主相火論(陰虛而火旺)。董氏奇穴也極重視火之病，以火命名之穴位甚多，容當另為文論述。
小結
金元四大家改變了晉唐以降的因循之風，四大家通過大量實踐，對針刺臨床及理論都有新的創見及提高，其思想要點如:循經取穴，發揮充實經絡辨證；注重五行，辨證活用五輸穴；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同精導氣，治以滎俞；善用刺血，承續發展；重視脾胃中焦及火證等，對後世的針灸學術影響極大。董師亦不能排除這種學術上的影響和先後承緒關係。董師善用五輸穴，在手腳部位之奇穴，其功用亦多與五輸穴有關，老師亦重胸腹之募穴，及背部之俞穴，但為了安全及方便皆以輕輕點刺為主，則似更進一層。李東垣認為針刺之補瀉應根據《內經》「導氣」「同精」的學說。徐入徐出,不主張使用較大的手法。董老師之針法亦主張徐入徐出，不使用較大的手法。李氏學說的調理脾胃思想及方法，對後世影響尤大，對董氏針法影響亦大(另有拙著《脾胃論治與董氏奇穴》即將刊出)。綜合董師之治療思想與方法，可以說董氏奇穴之學術淵源與李東垣的關係是極為相近的。只是李氏之後經過幾百年的變遷，董氏奇穴也另外吸收了《內經》、《難經》、《甲乙經》等其他書籍的精髓，在穴位應用的發揮方面，更為充實豐富，也更有變化，發展成龐大的體系，蘊含著更深厚的學理，乃能成為一門針灸新學，顯揚於世界。(1981年原寫於台北，2010年12月增訂新刊於洛杉磯)
今年 2020 為 董公景昌博士逝世45週年，為紀念 董公傳授絕學之用心，讓董氏針灸更加發揚，特舉董景昌逝世四十五週年紀念學術大會。